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。

[27]一方面，心的明觉处为知，这显然有佛教的影响，因为明觉（clear comprehension）在佛教当中常被视为正知，正知乃是一种觉知的状态。历史本体与情本体这两种被融合起来的视角，在如何看待阳明思想上都显露出来，前者以历史为基，后者以情为本。

[32]  王守仁：《传习录拾遗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十二，吴光等编校，第1302页。于是，经过一系列的语言分析工作，冯耀明得出的何为良知五点结论如下： （1）良知是本有之昭明灵觉，即是心灵处于昭明灵觉状态之中。[25]  黎靖德编：《罗仲素》，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〇二，王星贤点校，第2596页。然而，阳明的心性之学，更为强调的乃是心觉，而非性觉，这是需要指明的。这种理性化的积淀，乃是从经验变先验的过程。

能不忘乎此，久则自然心中凝聚，犹道家所谓‘结圣胎也。[6]此言可谓触及阳明思想的实质。但是，民无信不立之信，和言必信，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。

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，知识无非求禄，你能怪孔子吗？ 你用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。在我看来，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，他栖栖遑遑过一生，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，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。普鲁士、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，苏联与美国，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，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，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。虽然称道的对象，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，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。

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，一个诗人的好诗，都受人尊重，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。7、你的两篇东西并非思想批判，而是人物评传性质。

手段是仁、恕，目的是霸业，你批评得很中肯，仁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，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，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、商鞅是一样的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不妨把他和苏秦、张仪对比一下。他自己心里明白，仁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，是教化芸芸众生的，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，不心狠手辣，芟除异己是不行的。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。

我老实承认，我的平等主义，对待清洁夫是怜悯而不是尊重。孔子对秦政的称道，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。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，一盘散沙的根源。这样，姑不说父亲揭发儿子的隐私，儿子揭发父亲的隐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。

从孝悌开始的教化，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，贵贱有别，就像儿子对父亲，幼弟对长兄一样。问题在于，在春秋的大乱之世，礼乐崩坏，兼并盛行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孔子在《春秋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，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，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，但却肚里有数，这个天王不行了，我其为东周乎，要另起炉灶，弄出至尊的偶像，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（主）。

他对管仲的称道，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。不同于古希腊的现在条件是，尊重每个人的事业，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。

对此我也有我的辩解：若无欧风东渐，五四运动何能掀起，孔子怎能打得倒？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。周游列国，到处留心政治，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。1974年4月14日16时 进入专题： 孔子 。贾宝玉不做禄蠹，只好出家。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，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，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。当然，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，那是应该谴责的，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，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。

但是这是专制体制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，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，说的话，和孔子这些话，连措词都差不多。再说，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，事实上靠他们吃饭，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？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，在古代条件下，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。

在这里，他的政治主张，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。现在的人，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，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，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。

我现在动不动就说希腊。但是我不免有点因其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。

待人接物之信，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。这是难免的，因为你手头的书太少，比如《春秋》三传，是理解孔子思想体系的历史背景的基础，你手头并无此书，关于孔的身世言行，大体只能根据《史记》的《孔子世家》和《论语》之类的注解，所写只能是随笔。一是政令之信，一是待人之信。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，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，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。

比较起来，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。所以所谓东周，是把鲁弄成霸主，或者干脆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。

不过，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？ 3、关于信，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。我又要问，娜拉走后怎样——出家以后怎样？如果活下去，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，怎么办？ 要不做禄蠹，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。

从天王到大夫，尊贵的等级有差别，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，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，他们的尊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从随笔开头，当然会一步一步深入下去。

这两份评传，机智隽永，比时论深刻多了。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。他有许多庸俗的话，学而优则士，耕馁，学禄这类都是。历来的评论家，都把孔老二的爱有差等、能近取比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。

第三世界的兴起，若靠传统的老本钱，我看还有问题。这种结论，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。

而且，政令之信的重要性，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？ 4、还有一个小问题。孔子求售的地方，鲁、宋、卫、陈、蔡、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（到过齐，那是由田氏代齐前夜，齐景公实在不象样）。

若以家庭为出发，向外推，推到天下国家，一旦忠孝不能两全，你取舍据何标准？而且，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。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，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，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，要发财，你去航海，你去开辟新殖民地，你去做买卖，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。